在市场上我们常会看到打着“外贸货”旗号的商品往往会受到消费者青睐，所谓外贸货，又叫出口转内销，意思是本来供出口外国的货物由于某种原因只能转回国内销售，这些货物往往质量比较好，又因通常已不在生产者的库存之列而低价抛售，而成为质优价廉的代名词。可见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下，我们往往优先保证外销商品的质量，而把次一等的产品留给国内消费者。丝绸之路就是古代的国际贸易网络，丝路上的商品质量与市场之间是否也存在如此的对应关系呢？让我们以几种主要商品为例进行简述。

外销丝绸

丝绸是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手工产品，也是“丝绸之路”得名之源。以中国独有的家蚕所产的丝为原料的纺织品光泽优雅高贵，质地轻柔细腻，很早便是广受欧亚大陆各文化青睐的名贵货物。中国从先秦至近代漫长时间里输出的丝绸，大致可分为朝贡体系即中央对周边国家的赏赐，以及一般贸易活动里的商品两类，其中前者往往可转化为后者。

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于汉代，大量丝绸通过汉朝朝廷与匈奴、大宛等国的和亲或出使活动，以及借由汉武帝时纳入版图的西域等地开展的胡汉贸易而流出。一般认为这些丝织品主要产于蜀地，特别是新疆尼雅古城出土的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护臂具有五重平纹经锦结构，而这一结构是蜀锦特有的。2012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勾综式提花机模型，据此复原的提花机具备织出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等作品的能力，从而在生产技术上也提供了支持。蜀锦从汉代起长期以商品化程度高而闻名，在三国时期甚至是僻居益州的蜀汉赖以换取物资的重要财源。南北朝时它仍从途经今青海一带的“河南道”流入西域。

蜀锦的“陵阳公样”

随着丝绸之路交流的积累，不同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在西域一带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上也留下痕迹，这些痕迹又进一步向丝织品的原产地渗透。一方面，丝路沿线的丝织品产地逐渐扩散。唐代西域丝织品的来源除汉地外，还有当地的龟兹、疏勒、于阗，以及河西走廊、粟特乃至波斯等地。丝织工匠的文化背景也很多元，织物的纹样、技艺都渐渐濡染上胡风，而具有异域特色的织物在内地也一度大受欢迎。蜀地作为传统的外销丝织品产地，产品也在文化交融中得到创新，如唐初窦师伦结合蜀锦和域外织锦的特色，创造出新颖的“陵阳公样”花纹。这一纹样图案繁盛隆重、庄严华丽，出现于西域到日本广大地域遗留下的唐代丝绸上。

在古代丝绸生产的全国格局中，外销丝绸的代表蜀锦有逆袭之势。西汉时皇家所用丝绸产于陈留襄邑（今河南睢县），成都的蚕丝生产则是在秦统一前后才蓬勃发展起来，到东汉时其质量就直逼襄邑的地位。8世纪中叶之前，最顶级的丝织品多来自黄河流域，之后江南丝绸又崛起，但蜀锦在全国财政体系里长期占据重要地位，这与它供应全国乃至丝路所需是密切相关的。

外销瓷

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，瓷器继丝绸之后成为丝路上另一主要货物。烧制陶器的技术在古代非常普遍，但陶器的各项性能比瓷器都相差很远。中国曾长期保密瓷器烧制工艺，其他文化最多仿制出颜色和透明度接近的釉陶或软瓷，故中国瓷器仍受到热烈追捧。另外，海上贸易需要在船里放置具有相当重量的货物以压低重心，增加稳性，陶瓷容器既有重量，又容易出售，是从中国出发的船只备货相当理想的选择。

中国对外海上贸易很早就已出现，唐宋以后快速发展，众多古代沉船遗址透露了诸多海上丝路使用的船舶形态、装载货物及航线等信息。这些沉船既有来自中国的，也有来自阿拉伯的，不过从沉没于约830年的“黑石号”到19世纪后半叶的“长江口二号”，瓷器都是船上运载的主要货品，有的船上所发现瓷器可达10余万件。